师德浩荡万古流

——盛彤笙院士诞辰百年祭

——《草人诗记》之六

任继周

甲子虚度今重游，人间跌宕看未休。

投举动念皆范仪，师德浩荡万古流。

这是盛彤笙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时，我在兰州兽药所瞻仰盛老铜像时写的一首怀旧诗。1950年我初到兰州时，就是在这个院子里与盛老见面的，这里是盛老创立的国立兽医学院的旧址。如今六十年过去了，我徘徊在他的铜像下，思绪潮涌。

今年是盛彤笙先生（1911～2011）诞辰一百周年。盛老是我国著名的兽医学家、微生物学家和教育家，是我国现代畜牧兽医科学教育的开拓者，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（院士）。他是我在中央大学就读时的老师。

1950年，我应盛老之邀，来到兰州，整整一个甲子，六十年了。其间历经多少人间风雨，我与盛老时聚时散，包括生离死别这样的大事，但似乎我们从未分离。他生命的最后十多年，我有幸与他联袂出席第五、六、七届全国政协会议。每年政协开会时聚首北京，我们同吃、同住、同游，会上会下，开怀畅谈，使我有机会贴近他的内心深处。这正是他饱经风霜，充分酝酿人生百味的晚年。使我如渥甘霖，受益良多。他离开我们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，但我经常想到他。他的为人、治学，都是我的榜样。每当什么事件发生时，我总是想到两个人，偏于社会人文的，多想到家兄继愈，偏于学科专业的，多想到盛老。我总会问自己，如果他们还在，面对这件事他们会怎么想，会怎么做？我的想法，做法是否符合他们的心意？对得起他们吗？

盛老举手投足，一思一念，都是我心目中自省的镜子。盛老这面镜子洞彻人生鹄的，直奔自己的终极理想，并忠于为到达此理想的行为准绳。因此，他往往显得有些特立独行，出乎“常理”。事例很多，且举数例，以见一斑。

他早年留德，1936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。此后，却出人意外，他又攻读兽医，于1938年取得兽医学博士学位，而且今后一直以此为业。常理，在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，以他的留德医学博士头衔，立足上流社会，游刃有余。而他却“倒行逆施”，在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后，自趋“下流”，改攻兽医。因为他有一个梦想。他父亲是中学的书记员，收入微薄，家境清寒，孱弱多病而早逝，他自己身体也不好。他认为国人食物构成中，动物性蛋白质太少，以致体质孱弱，被人称为东亚病夫，难以强国。他要用他的科学知识改变国民的食物结构，要国人多吃肉，多喝奶。他用自己的兽医专业作为切入点。

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的条件下，全社会忙于救亡图存，研究工作很难开展，研究气氛难免有些低沉。他积极参加救亡工作，编辑专业刊物，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，却又坚持专业研究，冲击科学高峰。他终于攻克了“水牛脑脊髓炎”，发现了一种新病毒，成果在全球顶极刊物《自然》（《Nature》）上刊出。这在当时如一道闪电，划破大后方的夜空。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纷纷东下，时称“孔雀东南飞”。而他却逆向西行，从南京中央大学来到兰州，创办国立兽医学院。他的远大理想是由此发展为畜牧兽医学院，更进而发展为畜产大学，而且毕生以此为志。他是研究兽医的，却把我这个学草原的引到西北，以积蓄科技力量，可见他志存远大。那时兰州不通火车，市内连公共汽车也没有，何况西北军阀盘踞，社会文化气氛极其恶劣。他历尽艰险，到这里办学，是抱定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决心来的，来西北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。解放后学院一度发展顺利，他本人也当选为学部委员（院士）。但好景不长，当他在这里专心致志，播下科学种子的时候，却收获了一顶“右派”帽子。从此困顿终生。文革后虽已彻底平反，但光阴不再。

他坚持改变国民食物结构的梦想始终不渝，这是他特立独行的另一表现。在那个“以粮为纲”的年月，“粮食不过关不能发展畜牧业”的论调已凝固为“铁论”。他坚持异议。某位领导在畜牧兽医学会年会做总结发言时，重复此论。会议纪要中有“某某领导做了重要指示”一语，他起而反对，说“某某领导立论不当，不能把他的言论说成是‘重要指示’给以肯定”。1980年他领衔发表论文，公开提出牧业产值达不到50%以上，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[①]。现在这一认识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，但在当时却算得是“石破天惊”的怪论。他虽历经挫折，但发展畜牧，改善国民食物构成的志向终生不渝。

他的科学家的胸怀，内外透亮，不存城府。对自己，对别人，尤其是自己的学生和好友，严格得令人生畏。事例很多，也举数例，以见一斑。

一位美籍专家，已经退休的终身教授Y君，是盛老早年的学生，也是我的学长，上世纪80年代，国家刚刚开放，Y君回国访问，热情自不必说，但同时也说了一些使盛老难以入耳的话，例如这位Y君说，“我们美国的狗都是吃肉的，你们中国人吃肉还凭票买”等等，盛老大为反感，写了一封信给他，严厉批评他的“你们中国”，“我们美国”的论调，并沉痛地告诉Y君，“你伤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”。第二年Y君又来访问，盛老闻讯，亲笔，用复写纸写了16封信（那时复印还很不普遍），分寄各个估计Y君要造访的师友。告诉收信人，Y君来访时给以帮助。我也收到这样一封信。信末附言，阅后付炳（即烧掉）。他不愿扩散Y君不良形象，爱护学生的深意可鉴。

他为某专家审阅过一本书稿。他遗憾地告诉我，此书稿错误有500余处。审阅书稿发现500余处错误，其精细程度已属不易，又把这500余处的错误变成统计数字，这种较真精神更非常人所及。

就是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科学家，正在精力旺盛的中年，就被戴上“右派”帽子。从此他不再有常人过的日子，其生存状况可以想象。他身处逆境，返璞守真，科学家情操分毫不减。他精心翻译了兽医内科学，兽医微生物学的经典巨著近300万字。尽管当时他连署名的权利都没有[②]，但他一丝不苟，手写的书稿书法工整，版面整洁，为出版社作为珍品收藏。文革后他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兽医卷，同时主编兽医学大辞典。为了与词条撰稿人沟通思想，厘清概念，纠正错误，他不但给撰稿人写信，而且自己刻蜡板，将容易错讹的拉丁学名及较普遍存在的问题，油印后分发各位撰稿人。他写了三百多封信。这些信不但是亲笔写的，而且是亲自去邮局投邮，自付邮资。他作为一个省农业科学院情报室的研究人员，没有助手，这位孱弱的老院士，孓然一身，踽踽负重前行。当他对我讲这个故事时，平淡而略显凄凉的神情，把我震撼得满眼泪花，呆坐良久，动弹不得。他去世的前几年，屡次自嘲地说：“打了一个牢固的基础，却盖了一间茅草房。”如今我也忝为院士了，怎能想象我们的院士前辈，曾经如此凄凉而悲壮！

盛老逝世10周年时，我写了一首怀念他的诗，以表达我的怀念、尊敬、悲怆之情于万一。诗曰：

金陵一别隔人天，魂牵梦萦已十年。

肃肃范仪久益新，醇醇师训旧转酽。

浊浪排空铮骨响，污泥扑面芙蓉艳。

奠基百尺架棚屋[③]，遗恨深深深九渊！

当今国运昌盛，学术环境改善，已大非昔比。而盛老，这位才华横溢，冰清玉洁的老院士，竟如此生不逢辰，背负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，郁郁以终。抚今追昔，余痛何堪！